重塑人类起源史的生物大师--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重塑人类起源史的生物大师--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人类是历史的一个细节，是一系列偶然和不大可能出现却又出现了岔道的产物。在生物进化史的漫长道路上，动物原本没有任何发展成人类的机会……”美国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语出惊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刻苦研究几十年，而且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著作，成为世界公认的生物界巨擘。５岁那年，他就对古生物世界发生了浓厚兴趣，总是问一些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１９０１年８月３１日，美国轮船“肯星顿”号离开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驶向美国的纽约。船上载着１６００多名对新大陆的新生活充满着向往的欧洲人。十几天后，轮船终于靠了岸。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后裔约瑟夫·罗森伯格一家在艾丽丝岛的移民登记处注了册，那时约瑟夫母亲的钱包里只有６个半美元。不久，年仅１４岁的约瑟夫便在布鲁克林图书馆弄到了一本英语语法书，并在扉页上记下了他登上美洲大陆的日子：“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１日，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像其他犹太移民一样，约瑟夫因为贫穷而无法继续念书，只能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好在他制作的胸罩和紧身背心销路不错，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日子虽然不算富有，但也其乐融融。几十年过去了，约瑟夫已是儿孙成群。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外孙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古尔德对胸罩和紧身背心毫无兴趣，对外祖父的英语语法书却爱不释手，并且继承了他的好奇心。古尔德５岁那年，父亲带他参观了美国自然博物馆的恐龙后，他就对古生物的世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总是在问一些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时间是怎么开始的？如果是上帝在某个时间创造了世界，那谁又创造了上帝？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一步步迈进了高等学府。１９６７年他获得了古生物博士学位，并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在教书的同时，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察工作。１９７４年他主办了《自然史》月刊，他以漂亮的文法、幽默的笔触、渊博的学识以及独特的视角，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那个远离我们的世界：熊猫被“生产”出来，是靠能剥食竹子的手指和手腕吗？恐龙愚蠢吗？动物的智慧与体重成正比吗？为什么鸡没有牙齿？斑马是带白条的黑色动物还是正相反？这些看上去简单幼稚却很有趣的问题，其实正涉及了生物学最深层的理论。他的杂志一下子吸引了成千上万名对生命之谜和进化论感兴趣的读者，也使他声名鹊起。他从不介意涉猎那些远离自己专业的领域，并能进行一些令人拍案叫绝的类比。比如，他从动画片米老鼠的图案变化得到灵感，用它表现人类幼态持续的特点，换一种说法就是，人类出生后，要比其它哺乳类动物发展得迟缓，因为他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发展大脑。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人类才有现在的大脑。而狮子、狐狸等其它动物则很快会成熟，但它们的大脑却远远不如人类。古尔德还能够从他的第二大爱好——棒球中论证他的主要观点之一，即进化并不是按照主流倾向的方向发展的。我们是谁？人类为什么会出现？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地球生命进程中的必然还是偶然？但是问题的关键仍然是起源：我们是谁？人类为什么会出现？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地球生命进程中的必然结果，还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级联？在这个问题上，古尔德下了很大的工夫。他不相信进化过程中有何目的性。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反对创世说。在美国，有些上帝创世说的追随者试图将《圣经·旧约》中的《创世记》奉为与进化论并行的理论学说，以重塑万能上帝的形象。同时，他又反对“超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然的选择是机械的，它们必然会引出一种进化的倾向，并产生形式越来越复杂的变异。他们还认为机体的适应性变化是突然的，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偶然的，能适应环境的物种才能够繁殖下一代，才能生存下去。长颈鹿的脖子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谙熟达尔文理论的古尔德用他的研究成果向世人证明，如果达尔文的理论只能解释物种是如何进化的，那么这位伟大的自然学家的理论还不够完善，因为它没能解释有生物以来的完整历史。在生命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大的岔口，比如哺乳动物为什么会取代恐龙占据统治地位？是像人们流传的那样，因为它们比恐龙更能适应环境？还是因为梁龙的大脑反应太迟钝，以致被别的动物吃掉了尾巴还没有反应过来？其实正相反，那时恐龙已完全适应了环境，所以它们才能统治地球。“哺乳动物出现在三迭纪末期，基本上与恐龙同时，或稍微晚一点。”古尔德在《生命的壮阔》一书中写道：“最初的几亿年——那段时间只占它们整个历史的１／３——它们是躲藏在恐龙触及不到的角落中生活，因此他们多活了６０００多万年。”不幸的是，一颗小行星或彗星与地球的不期而遇结束了恐龙长达几亿年的统治。因此恐龙的灭绝并不能证明它们的适应能力不行。哺乳动物的幸存只能说明体形小的动物更容易躲避灾难的打击。如果说白垩纪时的哺乳动物长得矮小，那是因为它们不具备与庞大的恐龙竞争的能力，也就是说，突然的适应性与长远的成功毫无关系。在古尔德众多的作品中，他经常强调关键细节的重要性，有些事实乍看起来微不足道，事后才发现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物种的起源到人类生命的出现，这段漫长的历史被标志出不同的阶段，但是只有像人类这样有意识的哺乳动物才能认识到这些大事件的重要性。３５～３８亿年前，地球上全都覆盖着水，空气中还没有氧，只有甲烷、二氧化碳、氨和氮，那时出现了最早的细菌，那是人们可以想象的原初的有机体——由细胞膜将里外分开的单细胞。从原生动物草履虫到人类，中间经过的蠕虫、藻类、蕨类、鲨鱼、红喉雀、梁龙，都是按照一个不间断的进程从这些原生单细胞中派生出来的。细菌“发明”了光合作用，使氧气在空气中得以积累。距今约１８亿年前，某些细胞开始在它们中间发生合并，并产生出真核细胞，它们是所有动植物有机体的最基本的组织结构。２０亿年期间，生命仅限于细菌，它们是最常见的活着的形式。“为了安全起见，线粒体第一次钻进了另一个细胞，当时，它并未想到日后的合为一体，它们只是想在这个粗糙的达尔文世界中‘谋生’。”（古尔德语）稍后于真核细胞出现的是海洋藻类，它们是最初的多细胞生物，但是它们与现在的动物无关，更与人类无关。在有生命的历史已过去了５／６的大约５．８亿年前，最初的多细胞动物诞生了。生命的形式开始出现分支，这段时期被科学家称为“寒武纪物种大爆发”。这一点从加拿大哥伦比亚—布列塔尼的世界遗产保护区的布尔吉斯页岩化石群上很容易看出。古尔德在《生命的壮阔》一书中对这一地区的动物化石做了大量的分析。据当地的动物志记载，那里有着源于５．７亿年前的令人称奇的物种：古怪的欧巴宾海蝎，头上顶着五只带柄的眼睛?熏并伸出象鼻状的嘴巴；奇妙的怪诞虫，像用针尖一样的七对细腿在跳舞；戴着盔甲的毛虫状生物蛞蝓虫，全身披满鳞片，并长有成对的须。它们即使出现在科幻电影中也肯定毫不逊色。“如果自然界有什么能够唤起我们宗教般的崇敬，那一定是生存了３．５亿年的生命之树。”在布尔吉斯页岩化石群的动物志中，记载着甲壳虫类、蜘蛛、蝎子、节肢类昆虫的祖先，其中８０％现在仍存活。当然，这本动物志中还记载了十多种与现存动物没有任何联系的物种，它们在能够繁衍后代之前就从历史中消失了。人类隶属的陆地上的脊椎动物是从一种叫ｒｈｉｐｉｄｉｓｔｉｅｎ的鱼演变而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它们的鳍带有一根垂直于身体的中轴，并有分肢在两侧伸展。这种构造使它们上岸后，能够支撑起身体的重量。正是物种间那些微不足道的差异，使得生命在历史的进程中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之，我们人类的存在源于一种符合适应性逻辑和偶然机会的结合。古尔德的“点平衡理论”是他给达尔文进化论带来的最著名的东西。他认为进化的过程并不是像达尔文所想的那样必须是以渐进的连续不断的方式发展的。一个新物种的产生可以是突然的，在地质时期的范围内，通过一次跳跃性的进化，在较短的阶段内完成。如果说上述情况可以发生在我们人类身上，那么人类与猿之间的“缺省链节”也就不存在了。古尔德和他的研究伙伴埃德雷奇是通过对大量化石进行数据分析后得出以上结论的。古尔德认为，人类的出现是基于“一种不可能出现的奇异”，我们是“历史中的一个细节，而不是总原则下的降生”。但这并不是说人类的出现是偶然的，进化是无逻辑性的。“我们是历史的孩子”，而历史被“偶然事件”控制着。每个发展阶段都可以以一种无休止的方式进行下去，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异在当时它们存在的时期并没有引起重视，但随着发展却能在以后发生巨大的变化。古尔德的这些观点遭到了那些认为进化是遵循着大法则发展的科学家们的反对。其实古尔德的观点好像更接近达尔文理论最初的思想，因为这位“物竞天择”理论之父从来没有声称他的理论可以解释一切。一辈子都对《物种的起源》爱不释手的古尔德引用了达尔文书中的一句话“在生命的幻象中有一种庄严”作为他专栏的题目——生命的幻象。“如果自然界有什么能够唤起我们宗教般的崇敬，那一定是生存了３．５亿年的生命之树。”古尔德在书中写道，“ 地球曾经历过极其严峻的冰冷时期，但它并不能在一天之内被完全冻结。生命曾穿越全球毁灭性的时刻，但它却从来没有跨过零的极限，哪怕一微秒。ＤＮＡ在那些时候未曾休息过一小时，甚至一小会儿，它始终记忆着一棵生命之树循环往复的生死年轮。”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他最后一期专栏中以“我们到达了”为题写了一篇纪念他的祖父约瑟夫·罗森伯格的文章。文章发表在２００１年１月第３００期《自然史》杂志上。在新世纪之初结束他２７年间从未中断过的专栏，这只是一种巧合呢，还是他想告诉读者生命就是这样此起彼伏、生生不息？同年５月２０日，这位伟大的古生物学家因癌症最终在肉体上离开了这棵生命之树。